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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3 00:48:40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不过,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政论作家以斯拉·克莱恩在《我们因何极化》一书中指出,2013年是一个临界点。那一年,1岁以下的新生婴儿中,白人婴儿的比例已经低于50%。而且白人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拉丁裔、黑人、亚裔等族裔。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才会传导到政治权力中。按照这一逻辑,就算2016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大约到2024年前后迟早也会出现另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和共和党代表了绝望的白人最后的挣扎,如果他们现在不赢,以后他们成了少数,就再也没机会赢了。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截图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

                                                                香港警方国安处10日以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拘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10人,黎智英被扣查近40小时后,今日(12日)凌晨离开旺角警署,保释金额包括30万元(港元,下同)现金及20万元人事担保金,另据悉黎智英5000万元资产被冻结。

                                                                香港警方10日晚通报黎智英被捕案件时表示,有传媒高层通过外国账户资助团伙寻求外国制裁香港。通报称,香港警方国安处早前调查一个由2男1女营运、积极要求外国制裁或封锁香港的组织,发现有一批传媒高层利用外国户口,向该组织提供财政支持。涉案组织运营近一年,并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继续积极运作,警方遂拘捕涉案的5男1女。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

                                                                10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分别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警方,当日依法对黎智英等人采取拘捕行动,并强调,对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反中乱港分子,必须依法严惩。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据《星岛日报》报道,黎智英涉嫌资助的香港组织为“我要揽炒”(揽炒意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该组织疑以实质行动游说外国政府制裁内地及香港,该组织成员曾在12个国家举行超过50场集会,呼吁欧美制裁,此前更发起网上众筹至今,已募集逾1300万元作为游说经费,计划进行“光复香港”大计。